孫慶餘專欄

沒有和解就沒有未來
撰文：孫慶餘

　近年來，「轉型正義」一詞已成為民進黨所向披靡的一大訴求，幾乎戰無不勝、攻無不取。因為這正命中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最遭人詬病的一頁醜史。民進黨每逢選舉就打出的一大堆「正義」牌，如公投討黨產、公投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、追究二二八及白色恐怖責任、清算蔣介石等，無不是對準這個要害。
　「轉型正義」是後威權時代的新生事物，被定義為威權統治結束，政治向民主轉型後，對過去威權統治的不公不義（如對異議者及無辜者屠殺迫害，如竊佔公產為黨產、私產）進行追究、平反，以回復社會公道，促成社會和解。
　為什麼要回復社會公道？因為沒有公道，就沒有法治、民主、公平。為什麼要促成社會和解？因為沒有和解，社會就無法再出發，會陷入互相仇視、敵對、報復的惡性循環中。所以四月應邀訪台的前南非大主教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屠圖，他的「轉型正義」成就正是針對兩方面：「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」及「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」。
　民進黨目前只關注「真相」這部份，強調國民黨歷史檔案不開放，無法找出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真相，所以無法和解。而由於無法和解，民進黨中的極端份子竟然遷怒黨內「和解共生」的主張，說這是「模糊的中間路線」，政黨立場不夠明確，不合乎藍綠（統獨）對抗的堅定原則。
　「轉型正義」絕對不是只要「真相」。要「真相」的目的是為了和解。所以屠圖才說「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」。至於沒有「真相」，社會該不該和解？這根本是基本常識。藍營政治人物及其支持者，與二二八屠殺有關的可能萬不及一，與白色恐怖有關的可能千不及一，六十歲以下一定與二二八無關，四十歲以下一定與白色恐怖無關。難道同為一國國民，都是兩千三百萬「命運共同體」的一員，只要不是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元凶、幫凶，國民與國民之間不該「和解共生」嗎？
　「和解」的心理基礎是歉意（加害一方）及寬恕（受害一方）。如果追尋「真相」不是為了「和解共生」，而是為了「仇恨共死」，那「真相」的追尋已失去意義，而變成猶太教義式的「以牙還牙，以眼還眼」，連「轉型正義」也不需要了。事實上，「轉型正義」最重要的精神完全不是報復，而是和解。滿腦仇恨及報復的人，根本不配也不適合談「轉型正義」。
　屠圖把「轉型正義」分為兩部份：「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」及「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」。台灣民眾最耳熟能詳的是前者，對後者則極少耳聞。但後者才是「轉型正義」的真正目的。道歉及寬恕是為了什麼？為了「和解」及「社區共同體」的集體未來。活在仇恨、對立、內鬥中的國民，是不會有什麼集體未來的，國家分崩離析乃是大家的必然命運。目前藍綠雙方的極端份子正在拼命走向這個命運。
　仇恨及對立不可能重建「社區共同體」，只有寬恕及和解才能。所以屠圖的「轉型正義」歸結到最後，就是「有和解才有未來」。換言之，台灣的「轉型正義」如果不遵循這個方向，結果將是既沒有「未來」，也沒有「正義」。
　六○年代以《新階級》一書轟動世界的前南斯拉夫副總統吉拉斯，後來又寫出《沒有正義的土地》一書，描述他的母國蒙德內哥羅。這個國家的人民世代為掙脫土耳其外來統治而流血反抗，但一次大戰後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崩潰，蒙德內哥獲羅得獨立，該國人民不但沒有將反抗的熱情轉向重建，反而陷入新的內部族群對抗中。對於這個反抗目標消失，人性的理想不但沒有提升，反而落入獸性相殘的母國，吉拉斯稱之為「沒有正義的土地」。
　不準備和解而且反對和解的台灣，是不是也會成為「沒有正義的土地」？